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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使国库充盈，足足用了二十年，为何司马光、苏轼强烈反对
诸位所说的文章中结合起来才反应了一个现实情况，我总结起来，除了苏轼的百姓考量外，王安石和司马光就是群党之争，先说好的，变法对体质产生影响，其次充实国库，在其次对官本位思想有了一定抑制，但最不利的一面也由此展开，首先王安石重用的是支持他的，所以实质上就是党争夺权，你不能重用有才能的变法本身就带有有色眼镜，就算你后台是皇帝，大臣也一定反对，其次不利于民，民间流传宋亡于王安石，就是赋税和贷款提高，其实质是有钱人越有钱，到了收成之年，老百姓既交不起赋税又还不起贷款，所以百姓也是怨声载道，最终不了了之，使我想起了戊戌变法那时候的环境，光绪居然想重用伊藤博文来强国，我问你伊藤博文是效忠日本还是你光绪，其次谭嗣同居然主张还完战争款靠西方帮助满清进入资本化，我那时候读到这里就整体感觉幼稚这两个字，所谓变法必然是以群众为基础，过去就是老百姓，国富民强应该说成民富国强，变法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推动社会生产力，比如土改，我记得剑王朝中有一句话：新制未立，旧制已废，一味地变革却没有缓冲的余地，当新制确立后，旧制已废除，新制中的种种缺点开始暴露，你要明白的一点王安石的变法已经开始，失败的原因不是地主阶级的抵制，而是连百姓都不支持他，连宋神宗都无法抵挡这种负面效应，可以说变法的受益人只能是国库，王安石的支持者还有放贷的人，失败的缘由是多方不满意，他不像今天这样先搞试点，然后全国推行，所以没有正确的变革方法注定失败，而商鞅变法符合历史的潮流，也符合秦人的利益，这才是根本，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就是他不利于宋朝百姓的真实需求，而导致的最终失败，他已经实施了，其实地主阶级根本无力阻挡，有些人动不动就将所有的责任退给别人，甚至有些人对过去的那种念想，认为王安石变法就是资本主义变革，阻挡他的就是地主阶级，但你不要忘了，历史给地主阶级的定义就是最初的小资产阶级，只不过是不同体制下的阶级，所以那些幻想宋朝由弱变强的人成为他们最好的开炮点。
宋朝是我国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最繁华时期，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宋朝过度的重文抑武，导致经济发达，军事实力却不是很强，以文制武还使得宋朝出现“三冗二积”（冗官冗兵冗费）的情况，国家的所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所以终宋一朝都贯穿着变法的思想。在宋神宗时期，时任宰相的王安石就将变法付诸行动，这场为了国家富强，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现象的变法运动也被称为“王安石变法”。但是这场变法最终失败了，不过这并不影响它达到一定的富国强兵的作用，其中的一些政举还让宋朝国库充盈二十年，那么这么一个对国家有益的变法运动为何会遭到司马光和苏轼等人的反对呢？
首先是因为历朝历代失败的变法教训让宋朝当时的很多大臣对此次变法也失去了信心，比如宋朝之前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施行没几天就失败了，既然变法很难成功，自然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他们怕王安石重蹈覆辙变法失败，让百姓白白折腾。
其次司马光和苏轼等人也认为王安石变法改变了祖宗之法，会导致社会动乱。中国古代对于祖宗留下来的法律条令伦理纲常都是很看重的，司马光等人认为坚守“孔孟之道”就不会使得社会出乱子，而随意变法改变原有文化格局则会对社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不管王安石提什么变法举措建议，都会遭到司马光的反对，比如面对宋朝最严重的外患问题，王安石选择重拳出击整顿国防，司马光却觉得多此一举，他在《乞罢保甲状》说宋朝无论怎样都不是契丹西夏的对手，应当顺其自然，相信“天不灭宋”。
当然司马光和苏轼等人反对变法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维护朋党的利益，当时的朋党之争比较激烈，王安石为了变法成功用的人都是支持他变法的人，而很多有能力品行端正的人却不得任用，这就加剧了朋党之争，司马光和苏轼等人为了维护自己朋党的利益也就反对了王安石的变法。苏轼反对变法也考虑到了变法会伤及老百姓的利益，此次变法的目的之一就是增加朝廷收入，那么要增加收入势必要加重老百姓的赋税重担，苏轼不支持这样，他支持保留出劳力代役等传统形式，反对王安石的租税、差役、兵役等货币化改革。
苏轼批评王安石的变法是“与民争利”，而他本人一直赞同孟子的“民为本，君为轻，社稷次之”的观点，一切应该以百姓的利益为重。可见司马光和苏轼虽然都反对变法，但是司马光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苏轼则有自己的考量，没有完全否定变法，只是不支持其中伤及百姓利益的改革措施，可惜的是苏轼在这场变法运动中被归为“旧党”，贬谪出京，只能将自己的豪情壮志寄情于山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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