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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欧阳修，苏轼他们不都是写诗的吗，诗人为什么有能力做官治理国家
这个问题本身存在错误认识。第一，在80年代朦胧诗出现之前，完全没有出现“诗人不能做官治理国家的”说法，即使朦胧诗及后来一些所谓的先锋派当代诗歌出来以后开始出现这样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主要还是带有“调侃”意味的在嘲讽一些当时普通百姓看不太懂的当代先锋派（包括朦胧诗），比如，很多人连“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来寻找光明”也不能理解。
第二，历史上，中国传统诗歌的绝大部分作者都是当官并参与国家治理的。这是中国文官体制决定的，也是中国文官选拔科举制度决定的，一般来说，如果没有通过科举考试，能为官的极少（除非武官），一般平民能够接受到教育并且能够写诗的有，但是也比较少。除了“诗三百”明确说了诗是来自于民间采风，到了汉朝和魏晋初期还有一些民间的诗歌流传至今，后来民间的诗歌越来越少了。起码载入文集的民间诗歌越来越少。
您好谢邀！王安石，欧阳修，苏轼都是科举士大夫，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当官的，这样层层选出来的人个个文学素养都极高，不仅能写出好诗，在做官治理国家方面也卓有成。
王安石除了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外，他的主要成就是变法革新。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熙河开边是改变“积贫积弱”的总方针，富国强兵是变法的总目的，变法的强兵措施扭转了西北边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
欧阳修早年为了应试，对骈俪之文下过很大的功夫，同时也认真研读韩文，为日后的古文写作打好了基础。他的散文内容充实，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他的议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例如早年所作的《与高司谏书》，揭露批评高若内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卑劣行为，是非分明，义正辞严，充满着政治激情。又如庆历年间所作的《朋党论》，针对保守势力污蔑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的言论，旗帜鲜明地提出“小人无朋，唯君子则有之”的论点，有力地驳斥了政敌的谬论，显示了革新者的凛然正气和过人胆识。
欧阳修一生宦海浮沉，曾三遭贬谪，对人生命运的变幻和官场的的艰辛有较深的体验。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刚劲正直，见义勇为，他的诗文和部分“雅词”表现出其性格中的这个侧面。
苏轼在才俊辈出的宋代，他的诗、文、词、书、画、修心、悟道、自然辟谷等许多方面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早年用笔劲道，到黄州否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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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读书人之所以读书，做官是唯一目的，其他特长都是业余爱好。没有人专职从事某项艺术工作。在做官的同时，有的人写字写得好，就成了书法家，如王羲之、颜真卿等。有的人画画好，就成了画家，如阎立本、吴道子等。有的人爱好科学，就成了科学家，如徐光启、沈括等，有的人爱好诗词及写作，就成了诗人文学家。有人说大诗人李白就不是官员，是个诗人。是的，李白的确仕途很短暂，但做官是他一辈子孜孜以求的事，只是没当上大官而已。杜甫等也是如此。有的人自小聪明，长大更是有才华，情商智商都特别高，所以不但有艺术细胞，还是做官的材料，比如曹操、贺知章、王安石、欧阳修、赵孟頫等。至于苏轼，官做的不大，谈不到治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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